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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述论

发表时间:2017-07-07 10:11  责任编辑:广西民语委  点击:次  来源:中国民族报

   开栏的话

  民族工作历来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为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所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族工作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为我国民族工作实践指明了正确方向。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对党的民族工作思想和优良传统的继承,更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学习和领会好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对于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对于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对于推动民族工作的开展,都有着深远而重要的意义,是关系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性工作。为了更好地学习、领会和贯彻好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本报特推出《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论坛》专栏,请专家学者与广大读者一起学习、领会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

  民族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结合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实际,开创的一个事关党和国家全局的重要工作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相继召开了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新疆工作座谈会,并于2014年召开了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些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包括他在民族地区视察、与“两会”代表共话等场合的相关讲话,不仅构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确立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地位。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体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点,以历史纵深、现实宽广和未来全局的视野,丰富、创新和发展了中国特色民族工作理论。学习、理解和贯彻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必须从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体系中去融会贯通。因为民族工作不是孤立的领域,它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民族工作涉及方方面面,方方面面都有民族工作”。本文拟从立场、观点和方法三个方面,就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进行梳理述论。

  一、 深刻阐释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理论内涵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具有国民成分多样性的国情特点,普遍存在着广义的民族问题(即多种族、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多移民的社会整合问题)。如何解决纷繁复杂、长期存在的广义民族问题,不同国家依据的理念、选择的道路、设计的制度、制定的政策不尽相同,其结果也不一样。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林林总总的各类冲突,大都折射着广义民族问题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也相继呈现了诸如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内战、美国种族冲突、英国苏格兰独立公投、乃至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移民融入问题及其对多元文化主义所谓“政治正确”政策的挑战。因此,当欧美发达国家相继宣布多元文化主义失败,经历社会分裂、宗教极端和“恐袭”肆虐之际,中国也处于如何审视和评价自身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制度、理论和政策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科学命题,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自信确立了政治底气和基本立场。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开创了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基石的解决民族问题之路。对此,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对这一制度具有的独特性进行过论述,其中包括与前苏联联邦制的比较,明确指出这一制度不仅与苏联加盟共和国名称上不同,而且制度本身也就是实质上不同,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优势,不能放弃。然而,在苏联解体之后,特别是2008年拉萨“3·14事件”和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后,有关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苏联模式”的自我贬低之声不胫而走,一些人把近代帝国主义留给中国的民族问题“遗产”及其在当代西方“分化”中国战略中发酵的问题,或绑架于前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失败道路,或开出效法美国“大熔炉”的“药方”,造成了民族工作领域的思想混乱和社会意识的自信缺失。正是针对这种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深刻阐释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尊重历史、符合国情、顺应人心的基本特点和理论内涵。

  ——尊重历史,是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的理论背景,也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中论述“中国特色”的思想底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因此,他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回顾了历代中央政权经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都在实现政治统一的前提下实行有别于内地的治理体系,强调了中国古代“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因俗而治”政治智慧,认为“这种维护一统而又重视差别的理念,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历史底蕴,就是中国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在机理。

  ——符合国情,是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的基本立足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全党要牢记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国情。”中国文明延续不断、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绵延传承,“五方之民共天下”,历史上无论哪个民族建鼎称尊、入主中原,建立的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承袭中原王朝的正统,这一历史演进的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接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这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观”,是立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中华民族观。面对历史赋予中国的国家禀赋和现实国情,在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系列重要讲话中,“56个民族”“13亿人”“960万平方公里土地”,是阐释基本国情每每提及的数据。可以说,世界范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面对这样的基本国情数据,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中国特有的国情强调指出:除了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谁又能指手划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也是如此,因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符合国情,包括符合中国各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民心所向。

  ——顺应人心,是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的核心内容。“民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是中国传统智慧中对人民意愿的高度认知。中国共产党以维护人民大众根本利益为宗旨,顺应人心、争取人心是革命、建政、治国理政的民意基础。对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言,维护国家统一与承认民族多元是科学辩证的思想方法,多元构成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民族都是大家庭的平等成员,谁也离不开谁,各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理念集中体现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践中,承认不同民族的特点不仅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且是顺应人心的内在要求。“那种把多民族当作‘包袱’,把民族问题当作‘麻烦’,把少数民族当作‘外人’,企图通过取消民族身份、忽略民族存在来一劳永逸解决民族问题的想法是行不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仅维护自治地方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而且也保障自治地方汉族的平等权利,尊重差异才能构建一体,包容多样才能团结互助,这是顺应人心的题中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科学命题,是对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抉择、制度设计、法律保障和政策理念的高度概括,“中国特色”“正确道路”奠定了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的基本立场。这一立场,立足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继承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的深思熟虑,以“八个坚持”确立了民族工作的基本原则,是民族工作面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思想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这一论断,是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之纲,纲举才能目张。

  二、 创新阐释了新时期民族工作理论的基本观点

  在关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想明白了、想对了”的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的唯一选择。因为“民族区域自治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源头,我们的民族政策都是由此而来、依此而存。这个源头变了,根基就动摇了,在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关系等问题上就会产生多米诺效应”。可以说,这是我们党对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最深刻的阐释,也是对“取消论”“改省论”“苏联模式论”等糊涂认识和“张冠李戴”的错误观点给予的回应。

  曾几何时,有人用“美国没有民族识别,所以美国没有民族区域自治,因此美国没有民族分裂”的简单推理来质疑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误导社会舆论、推崇“美国经验”,殊不知,在道路问题上,“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也不能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事实上,这正是中国从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内战、形形色色“颜色革命”等教训中得出的结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解决广义的民族问题方面不仅没有“灵丹妙药”,而且普遍陷入了争相宣布“多元文化主义失败”的“政治正确”困境。正是在这样一种厘清源头、国际比较、坚定自信的总体判断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族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例如:

  ——从盘点基本国情的“家底”、深化认识多民族的优势,阐释民族工作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际出发,把“多民族”作为中国国情的“一大特色”,视为中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而不是“包袱”或“麻烦”。他指出,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优势;进而从老一辈领导人“地大物博”的国情视角,具体概括了民族地区资源富集、水系源头、生态屏障、文化特色、边疆、贫困的区位特征。通过盘点“家底”,他指出了深化认识基本国情的路径,从党和国家全局的战略高度强调了民族工作的重要地位,从保护和发挥“家底”优势、消除“家底”的不利因素(如边疆、贫困)指出了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性与艰巨性。

  ——从统一与自治相结合的视角,阐释了团结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对此,我们党将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民族与区域的多种因素相结合,论述了这一制度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从统一与自治相结合的视角,强调指出了维护国家统一是自治的前提和基础,否则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无从谈起。就中国这样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言,维护统一必须立足于民族与区域的特殊因素而实行自治,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统一,自治依存于统一。在国家统一的范畴中,包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性,所有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拥有的地方,因此实行实施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不仅要担负起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更大责任,而且要始终坚定地维护党的统一领导。

  ——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基本原理出发,阐释了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关键。上层建筑的制度设计及其优越性的发挥,有赖于经济基础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关键是帮助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否则,那个自治就会是空洞的宣示。“如果民族地区发展差距持续拉大趋势长期得不到根本扭转,就会造成心理失衡乃至民族关系、地区关系失衡。”所以,紧扣民生抓发展(重点是就业和教育),发挥民族地区资源优势(重点是惠及当地和保护生态),搞好扶贫开发(重点是特困地区和特困群体脱贫),加强边疆建设(重点是基础设施和对外开放),就成为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关键着力点。这是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现实出发,通过差别化政策加快发展,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坚实的社会、民生、经济基础的必然过程。与此同时,从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强对规范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相关法规和制度的研究”“把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落实好”的任务。

  ——从各民族人民生命线的高度,阐释了加强民族团结的战略性、基础性和长远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族团结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从形象的“石榴籽”比喻,到“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评价;从“民族团结是发展进步的基石”的论断,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激励;无不体现了“我们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这一民族工作的核心思想,即“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他重申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原则,立意于“它们都是民族团结的大敌”;提出“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团结”的理念,确立了全面依法治国在民族关系领域的重要任务;把民族团结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指出了民族工作立足长远、久久为功的努力方向。

  ——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命运共同体高度,阐释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之间谁也离不开谁的思想。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西方“一族一国”的理念,对中国来说就是“国民一体一国”,而这个国民一体是由历史形成的多元构成的现代一体,即中华民族。只有在此意义上,“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命题才是正确的。中国是因为多元才要构建一体,而不是因为一体要分成多元,承认多元是为了构筑一体,多元依赖于一体,因为“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根本道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家庭成员平等团结互助和谐,谁也离不开谁,“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各民族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才有前途,才有希望”。无论是脱贫致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6个民族的“要素和动力”一个也不能少。

  ——从中华文化认同的深层机理,阐释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意义。“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把汉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忽略少数民族文化,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缺乏认同,都是不对的,都要坚决克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让一个民族认同本民族文化是不对的,认同中华文化和认同本民族文化并育而不相悖。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来说,各个家庭成员首先要知道自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从小培养中华民族的成员意识、培育中华文化的认同,因为中华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深植民族团结之根,固守民族和睦之魂,才能实现各民族守望相助的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构建起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在这方面,保护文化多样的“家底”、繁荣和发展各民族的文化,都要立足于“增强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去粗取精、推陈出新。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内蒙古时解读“守望相助”的内涵,特别指出“守好家门,守好祖国边疆,守好内蒙古少数民族美好的精神家园”,其重要意义就在于各民族依托于文化而形成的精神家园,就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多元要素与动力。

  ——从城镇化发展的进程,把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趋势,阐释加强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各民族人口的流动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呈现着规模扩大、速度加快的特点,各民族的相互关系也随之更加民间化和社会化,展开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场景,这也意味着民族工作领域在全社会的拓展。在中国城镇化方兴未艾的新形势下,“任何地方的干部都要学习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宗教政策,因为民族宗教问题在任何地方都会碰到”。尤其在城市这一各民族人口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场域中,既不能搞“关门主义”,也不能放任自流,更不能形成聚族而居“城中村”,而是要通过尊重、引导和管理来保障各民族的合法权益,杜绝歧视或变相歧视的言行,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目的是“让城市更好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

  ——从“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布局,阐释了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地区肩负拓展支撑国家发展新空间的历史责任。“一带一路”建设使历史上的“边缘”地带、现实中的西部地区,尤其是陆路边疆地区转变为开放的前沿、内通外联的中心。这一重大布局,不仅“对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地区是个大利好”,而且汲取历史经验、着眼于未来前景,边疆地区的开放发展将成为“拓展支撑国家发展的新空间”。这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眼光,是对民族工作关乎党和国家全局重要地位的全新阐释,也是对多民族国情赋予的国家发展优势给予的深刻解读。

  ——从民族工作政治性、政策性强的特点出发,阐释了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族工作成功的根本保证,这是为历史所证明的事实。党的领导不是空洞的宣示,而是构成党的各级组织的各民族党员、干部组成的力量。在民族工作战线,好干部不仅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而且要做到“明辨大是大非立场特别清醒、维护民族团结行动特别坚定、热爱各族群众感情特别真挚”。其中,在做好民族工作方面,要更好地发挥少数民族干部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作用,充分信任、大胆使用。各民族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族的干部。在民族地区工作,少数民族干部要学好汉语普通话,汉族干部也要争取会讲少数民族语言,“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以达成理解,就难以形成认同”。这既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必备条件,也是做好民族工作、做合格的民族工作干部的重要条件。

  以上所列九个方面的基本观点,只是对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的初步概括,亦属抛砖引玉的提示。但是从中不难体会到,这些基本观点在继承和发展党的民族理论、民族工作思想方面创新性的战略思维,其立足本土、坚定自信、汲取经验、吸收学理、开阔视野、展现胸怀、面向未来的特点十分鲜明,为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民族工作展开了新的思想境界,需要认真学习和研究。


  三、 深刻论述了新时期做好民族工作的思想方法

  2014年,就民族问题的形势而言,对世界、对中国,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个特殊年份。例如,2014年美国弗格森小镇事件揭开了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矛盾,因“黑人总统”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奥巴马,并没有给美国带来种族和睦的社会进步,其卸任伴随着美国社会的分裂和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正确”的严重挫折;2014年英国的苏格兰民族主义政党组织了苏格兰地区的独立公投,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独立公投”运动也攀升到高点,引发了西欧一系列国家中地区—民族主义分离运动的响应;2014年克里米亚独立公投归俄,乌克兰东部出现“国中之国”,引发了内战,背后则是俄罗斯与北约东扩的地缘政治争夺;2014年欧洲委员会的人权报告揭示了欧洲39个国家存在歧视少数民族的问题,“多元文化主义失败”之论风靡欧洲,极右翼政党势力的民粹主义、排外主义社会动员形成大气候;2014年“伊斯兰哈里发国”在中东崛起,以极端恐怖主义的行径攻城掠地,形成当今世界最大的恐怖主义势力;等等。这些事件的效应,随着难民危机、英国脱欧、“恐袭”频发、社会分裂而挑战着西方世界老牌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甚至超国家联盟的“欧洲人”也竞相主张退回到“姆庇之家”的洞穴,“高筑墙”“禁穆令”“禁布基尼令”,一片风声鹤唳。曾经因苏联解体而渲染“民族主义战胜共产主义”的西方世界,正在面对广义的民族问题及其相伴相随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回潮而深陷困境。


  对中国来说,2014年最重要的国家大事之一是召开了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这是面对2008年拉萨“3·14事件”和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及其后续影响,针对由此引发对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法律、政策进行质疑性“反思”并加诸“不折不扣的苏联模式”等张冠李戴、妄自菲薄的错误观点,以及开出“去政治化”、效法美国“大熔炉”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等“药方”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新中国成立65年来,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我国民族关系总体是和谐的。这一判断,不仅为中国民族工作确立了政治自信的底气,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如何认识中国、怎样观察中国的问题、怎么评判中国民族关系的思想方法。这也是学习、理解和研究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不可或缺的内容。思想方法不对,就不可能理解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科学命题,也不可能把握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的基本观点。

   ——观察和把握中国国情的新视角,深刻认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系列讲话中,贯通古今阐释中国特色的历史底蕴是一大特点。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从“五方之民”及其后裔的历史互动而造就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延绵不竭的发展过程,到各民族对中国“大一统”历史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以唯物史观的立场阐释了中国古代“维护一统而又重视差别”的政治智慧,揭示了中国历史上多民族互动共同追求的国家统一信念。只有以这样的思想方法审视和观察中国的历史,才能真正理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才能消除古人已经解决、今天却仍有人质疑某个朝代是否属于中国的偏见。

   ——通过国际比较的方法,确立中国民族工作成就的自信心。苏联解体之际,西方人曾预言所有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都将步苏联的后尘。20多年过去了,中国作为最大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依然故我,而且正在成为世界强国的进程中不断前行。为什么会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找到并坚持了适合我国实际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梳理西方国家处理广义的民族问题所遵循的主义、道路、制度、政策及其现实困境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国家的民族政策并不像他们自己说得那么好,他们在解决民族问题上也没有什么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观察和判断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及其成就,需要进行国际比较,而立足于比较参照系的国情、实事求是地比较才能做出客观的鉴别,才能坚定自信。那种盲目屈就、自觉尊崇的,用简单化、片面化、甚至虚假性的表征来抬高他人、自我矮化、妄自菲薄的思想方法,甚至开出改变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药方”,都是不对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

  ——正视新情况新挑战,把握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反对以偏概全的“捆绑”式思想方法。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在一些国际国内因素影响下,“三股势力”问题在相关地区交相迭起,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挑战。正视这类突出问题,不是放大这类问题的负面影响。这也成为怎样把握民族工作全局和民族关系全貌的关键,是一个全局与局部、一般与个别的思想方法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充分肯定“我国民族关系大局是好的,民族团结的基础是稳固的”这一主流和真实写照基础上,强调指出将“极个别地区”“极少数人”出现的问题与整个地区、某个民族“整体捆绑在一起”的危害性,尤其是“不能把发生在少数民族人员身上的事,同实践已经证明长期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捆绑在一起”。对这类问题,“要摆事实、讲道理,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多看主流,多看民族团结的光明面”。主流、大局、光明面是全面正确贯彻民族政策的实践成效,这是体现民心向背的优势,也是坚定自信的政治定力。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必须正确处理好差异性和共同性的关系。中国各民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具有深厚而漫长的历史传统,在当今时代则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交往交流交融的规模和速度不断加快,各民族相互接触的场域日益扩大。在这种新形势中,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总体要求也更加重要。只有正确处理好差异性和共同性的关系,才能扩大交往交流交融,创造出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但是,在工作实践中必须认识到:交融不是要取消民族之间的差异,更不是要消灭哪个民族。在促进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进程中,“既不能持消极论、无所作为,也不能犯急躁病、胡乱作为”。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许多理论上模糊认识、实践中的不当做法,根子都在于没有拿捏好分寸。”这个“分寸”在于对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深透理解,在于对顺应人心、争取人心的规律性认知,在于民族工作实践的精耕细作。

  ——坚持从政治上把握民族关系、看待民族问题。曾几何时,有关中国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观点广为流行,似乎表明只要按照美国的“族群问题文化化”,即可消弭民族问题。事实并非如此,美国的“族群政治”不仅是美国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美国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正确”的标志。对中国来说,从政治上把握民族关系,就是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从政治上看待民族问题,就是维护民族团结、保障各民族平等;而并不是把表现在不同社会生活中的民族问题一律作为政治问题来处理。习近平指出:既不能把不是民族问题的问题当作民族问题来处理,也不能把民族问题不当作民族问题来处理。就民族政策的实践而言,随着我国社会建设的发展,在公共服务不断均等化的条件下,民族政策中的某些差别化措施自然而然失去了意义。同样,在一些社会问题具有普遍性的情况下,不同族别的民众所面对的同类社会问题,当然也不属于民族问题范畴。“去政治化”的实质是“去民族区域制度化”“去民族政策化”。从政治上把握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的意义,说到底就是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这正是“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种说法可以休矣”的全部意义。

  ——民族工作要见物,更要见人。民族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民族团结,需要各民族共同发展、共享发展的物质基础,更需要立足于“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这一立场,即民族工作“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的精神力量。在民族工作实践中,物质力量的和精神力量的“两把钥匙”都要用好,这是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体现了中国民族政策“尊重差异、缩小差距”的实质。尊重差异属于精神力量的文化多样性范畴,尊重各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来实现中华文化认同的升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缩小差距属于物质力量的经济社会发展范畴,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享改革开放的成就,建设中华民族共享的物质田园。

  ——做好民族工作要开拓创新,但是必须从实际出发。这个实际就是立足中国的国情。在这方面,要尊重国情和传统,但也不能因成功的实践而故步自封;要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又不能照抄照搬;尤其要防止简单化、片面化、忽左忽右、摇摆不定。要意识到,许多问题的产生,不是因为没有政策,而是因为有政策不落实。因此,民族工作开拓创新,顶层设计要缜密,政策统筹要到位。

  综上所述,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在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思想方法上形成了完整的理论逻辑关系,构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且与内政诸领域、甚至外交的思想相互融通。例如,在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愿景与行动中,中国民族政策的基本理念——尊重差异、缩小差距,与对外宣示的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促进共同发展繁荣,民心相通的社会根基,“亲诚惠容”的国家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具体到“反对一切针对特定民族和宗教的歧视与偏见”的宣示,都体现了“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这一公理。因此,学习和研究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无疑也有助于深刻理解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思想内涵。

                                                                     (作者郝时远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