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强:壮族是创造的吗——与西方学者K.Palmer Kaup等的对话

发表时间:2014-09-26 16:15  责任编辑:广西民语委  点击:次  来源:未知
 
 
    李富强,广西陆川县人,汉族,研究生学历,人类学博士。 现任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兼壮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研究生导师,学科带头人。长期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主持和参与国家、省部级等科研课题近20项,出版专著12部,译著1部,发表论文、调研报告共100余篇。科研成果获省部级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6项,学会奖10多项。2000年被自治区政府授予“广西有突出贡献科技人员”称号。2006年被自治区党委、政府授予“广西优秀专家”称号。
 

 
图为笔者2008年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
    问题的由来及重要性
    2000年,美国学者K.Palmer Kaup(白荷婷)在Lynne Rienner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著作《创造壮族:中国的族群政治》( Creating The Zhuang:Ethnic Politics in China)。
    这是近些年来国外为数不多的壮族研究的重要专著之一,作者白荷婷曾来中国留学,并赴壮族地区考察。在这部220多页的著作中,有几段话明确地表达了她的观点。她说:
    “在共产党之前,没有一个制度承认壮族是一个民族。其实,甚至共产党自己在建立少数民族政策的最初17年中也没有提及壮族。中国共产党在统治壮族聚居的广西和云南省东部的最初2年中,没有采取措施去为壮族成立自治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广西的大多数人否认其壮族身份,而称自己为汉族。壮族之间缺乏互动,缺乏统一的民族意识。如今被确认为壮族的绝大多数人民具有浓郁的区域性,或分属一些小群体,共产党认为,这些群体不是分立的民族,只是壮族中的支系。而后,在1953年,共产党突然自豪地宣布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壮族,已‘站起来’,并成立了桂西壮族自治州。”
    “在共产党执政前,壮族并没有融入更广阔的民族——国家体系之中,也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事实上,那些今天归类为‘壮族’的,主要是根据他们的位置相邻、语言一致而进行分类的。通过创造壮族范畴,中央政府希望弱化这些地方纽带,并开始建立对更大集体的忠诚。一旦小地方群体接受他们共同的利益,并且这些利益受到党的少数民族政策的保护,中国共产党就希望壮族能够与更广大的民族——国家直接相连。”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许多现在被认为是壮族的人并未认为自己是壮族。广西西部和云南东部的人用各种与他们小族群相称的名称去描述自己,而今天政府宣布这些族群是壮族中的一部分。壮族与其他民族一样,是许多世纪以来一个创造再创造的复杂过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些人第一次被要求登记其民族身份。在中国共产党的管理下,现在名为壮族的人被置于特定的、不重复的分类中。”
    “党在中国西南部执政后,承认壮族是一个独特民族,并承认广西是中国五个自治省中的一个。这似乎是把南部分散的民族融入统一的中华民族体系中的最好办法,也许是唯一的办法。党认为,给予壮族自治,既能使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忠诚,又能在统一的国家内帮助提高其政治、文化、经济地位。创造壮族是党中央及政府进行中华民族融合的权威政策的一种产物。”
    “经过中国共产党五十多年的统治后,广西西部和云南东部人民的政治认同彻底地发生了改变。1949年在遥远和孤立的山村以自然经济占优势的村民现已开始参与统一市场经济。住在被石山环绕的山村的村民大部分人以前从未听说过‘壮族’这个词,现在却为自己是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中的一员而欢呼。”
    白荷婷言下之意,是要说壮族原既无共同文化和历史来源,亦无彼此间的认同,壮族纯粹是共产党的创造。她的这种观点其实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下民族主义研究的一种观点。20世纪70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日益泛滥。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认为,真理充满多元性、主体性、文化相对性和建构性。
那么,这些论述对不对?符合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这实在是一个既有理论性又有现实性的重大问题。
这里我就以壮族为个案,从理论上否定“共产党创造民族”的观点,从而摧毁当前国外一些学者否定中国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础。

    壮族的形成和认同
    对于白荷婷“共产党创造壮族”的观点,国外有的学者也不赞同。美国太平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杰弗里.巴洛(Jeffrey G.Barlow)就是其中一位。巴洛曾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了一部共上千页三卷本的英文书稿——《壮族历史与文化:一个长时段研究》(The Zhuang: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Culture),发表在太平洋大学亚洲研究的网站上。
    巴洛认为,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政策的变化过程是一个迥异于西方国家任何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动态过程,比如清朝对每个民族实行儒化,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状况和政策更为复杂。广西地区在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统治时期,广西几乎游离于中央政府的统治之外。
    民族有一个民族标志或者边界的问题,将壮族和其他民族区分开来的边界会受到政策的影响。巴洛认为民国时期少数民族政策的最大错误是企图强行取消壮族的文化标志,比如对歌、歌圩、“不落夫家”等等。正是由于民国时期的这段历史,好多人都以为壮族已经被彻底汉化了。
    幸好新中国成立,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使壮族保存了下来,不至于真正混同于汉族。这是新中国政府的明智决策。但是,也正是这一点在西方学术界造成了很大的困惑和误解。
    白荷婷之所以通过田野调查还是得出“创造壮族”的结论,就因为她不懂民国时期这一段历史,她所看到的只是民国造成的后果,并把这一后果看成壮族的全部现实,她没有做历史的纵深研究,而是将壮族的历史简单地定格在民国时期“壮族汉化”这个短暂的历史横断面上,因而把新中国成立后事实上是壮族的历史与文化的回归当成了共产党“人为制造”的产物
    本人同意巴洛教授的观点。其实,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壮族族称最早出现于元代,汉文古籍最初写作“撞人”。其渊源与“骆越”、“俚”、“僚”等密切相关。明清以来,又写作“獞”、“僮”、“仲”等,说明这个民族早已存在,并不断发展,他们的民族认同意识都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壮族的族体认同不仅是各个支系或较小群体的认同,而且在壮族支系或小群体之间也存在认同。
    民国时期,“壮”的范畴继续扩大。1935年的《广西年鉴》第二回说:“本省民族有汉、僮、瑶、苗、侗、伶、倮倮诸族。汉族而外,以壮族最多,分布于左右两江流域,柳江、邕江、抚河一部分及西北、西南等县,其中大半已为汉人同化。”据1947年出版的《广西统计年报》,僮族有235447人,其中分布在柳城83071人,雒容26375人,宜山86684人,罗城8502人,三江5891人,灵川210人,龙胜16961人。僮族人口的增长和分布范围的扩大,除了正常的生育和迁徙之外,说明认同于“僮”的支系或小群体在增多。
    可是,按1948年出版的《广西年鉴》第3回记载,僮族有3494户,8427人,分布在义宁、龙胜、忻城、宜山、罗城、钟山等6县,壮族人口数锐减,分布范围大大缩小,反映了当时壮族认同的不清晰与不稳定,也与民国时期实行“汉化”的民族政策密切相关。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与实施,壮族民族意识和认同感增强,广西自报壮族的人数增至几十万,1952年达到500—600万人。1953年6月30日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以自报为依据,全国僮族有661,1455人,其中广西有649,6885人,占广西总人口的33.21%。但1952年政府根据自报所公布的壮族民族名称中尚有僮族、侬族、沙族、偏族,表明尚有不少支系或小群体不认同于壮族。
    费孝通先生在1952年发表的《关于广西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中,描述了民族识别前广西壮族族体认同意识的情况:“广西有一种人自称为土人,或本地人,分布很广,除了东南角靠近广东的10多县外,没有一个县没有土人。从桂林到南宁的铁路以西,土人在乡村中占主要地位,百色专区境内,土人人口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左右。以广西全省说约有六百万土人,占全省人口三分之一。他们说土话。……土话又称壮语,依语言学的分类,和汉语同属汉藏语系,但并不属于同一语族。……这是说壮语并不是汉语的一个方言,在文法结构及发音上都有相当重要的区别。说土话的土人中有部分承认是壮人,如桂北地区,……龙胜、三江一带和苗、瑶、侗杂居同被视为少数民族的地区。在土人占多数,社会地位较高,又有苗瑶等人杂居地区,土人不承认自己和苗、瑶同属少数民族,而认为是‘说壮语的汉人’。广西的土人用他们的土话自称‘布越伊’(puyuei)或‘布伊’(pu—yi)。‘布’在壮语中是‘人’的意思,布越伊即越伊人。他们又有若干支系……这些自称‘布越伊’的人虽则有一部分自称是汉人,但是和外面去的汉人是承认有区别的;外面去的汉人称作客人或客家。因之,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布越伊是一个民族集团,至于最好用什么名称,还是问题。因为他们所说的话,一般常称作壮话,所以我们在此姑称为壮族。”
    从费孝通的描述可以看到,部分壮族认同于“壮族”,部分壮族虽不认同于“壮族”,但也将自己与苗瑶区分开,甚至自称“说壮语的汉人”,承认和外面去的汉人有区别。说明壮族“民族”层面上的认同虽是局部的、薄弱的、朦胧的,但显然是存在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对共同的历史来源和文化特征高度重视。如在确认广西平果县“陇人”、防城“偏人”、龙州金龙峒“傣人”及大新县第八区板价、板渌、念典三乡公民为壮族时,都对这些群体的历史来源、语言、风俗习惯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以之为依据。在确认云南侬、沙、土人为壮族时,也将这几种人的历史、语言、生产、风俗习惯等与“僮人”进行了比较研究。可以说,壮族的识别,基本上是以共同的历史来源和文化特征为依据的。
    经过政府的民族识别、壮族自治区的建立,壮族人民真正确立了当家做主地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壮族人民更多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地区间的开放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壮族人民更多地接触外面的世界,因而国家的民族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民族层面的认同意识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和加强。如今壮族内部各支系或小群体,不论是社会精英还是普通百姓,基本上都认同于“壮族”。
    可见,壮族绝不是什么“共产党的创造”,它是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族体,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承认而已。
 
    壮族意识与民族团结
    西方的“民族”既是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的概念,其“民族意识”也就表现为主权、领土等政治诉求,而与民族自决、民族独立紧密联系。可中国的“民族”不同,它主要是因为与中原汉文化的差异而形成的。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各少数民族在具有本民族认同的同时,对中原地区和中央政府具有一种“向心力”,对以中原为核心的这个“多元一体”的族群共同体具有认同感。所以,中国民族关系结构的实质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在此格局下,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分层次性和兼容性,使得中国的民族意识并不一定等同于民族独立、民族分裂。因此,以提升少数民族民族意识分裂中国的政治图谋注定是要失败的。
    以壮族来说,壮族的认同意识除了各自称群体的认同和在此之上的壮族族体认同外,还有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这种意识最明显地反映在其民间文学中。如壮族民间广泛流传的《布伯的故事》讲到伏依兄妹结婚生下一坨肉球后,便用刀剁碎,拿到野外去撒。其中一种说法与姓氏的起源联系起来:肉块贴到什么地方,那里就是什么姓,如贴在李树上,那村庄的人们就姓李;如贴在石头上便是姓石……。另一种说法则与其他民族的起源联系起来:撒到平原的是汉族人,撒到丘陵地的是壮人,撒到山里的是瑶族、苗族,撒到森林、草地的便是其他西南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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